然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与发展固然与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有莫大关联，但却不能因此而彻底割裂其同国家法的内在关联。
但该平衡比起通过合作获得的结果差。由于善依赖于社会形式，寻求不证自明的基本善的努力，在拉兹看来是不可能的。
沃尔夫所谓的权威与自主的冲突，主要是指最低限度的自主与权威的冲突，也就是说，是理性态度与权威的冲突，而非⑴和⑶两种意义上的理性与权威的冲突。但是，如果许多人都去污染它，即使法律禁止污染河流，也不存在我应当不污染河流的道德理由。第三，基于最符合理性标准的实践判断而行动。因此，在拉兹的论述中，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拉兹认为法律的道德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性的，这是法律作为法律体系所拥有的道德性质。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权威没有发出这个指令，我就意识不到我应该去做其所指令之事，或者不会去反思做某件事情的正当理由。在是否服从权威的问题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理由，一个是权威发布某一命令，要求人们把该命令当作从事它所命令之事的理由，一个是正当对待权威命令的道德理由。只有高度的抽象，法律才能涵盖更为宽广的社会关系。
在英美法系和有些大陆法系国家，案件的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往往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制定法一般只能反映出该法律产生时的社会关系。但如果我们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凡是有此类规定的超市，不得不考虑这一规定有无法律上的支持因素，这可能会带来以下行为及后果：一是修改这一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土规定"，改变超市的经营行为。德国法学家萨维尼也说：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
在该案中，法国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形式确立了三项原则：一是国家应当为其公务员的过错负责。以民法典为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共9章165条，而法国民法典（1804年）共3卷35编137章2283条，德国民法典（1896年）共5编35章2385条，日本民法典（1896年）共5编53章1044条。
所以，制定法往往呈现僵化、保守的特点，有时甚至可能因未能及时修改或废除而阻碍社会的进步。政策法的许多内容与法律原则十分相似，在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相关细则予以补充和完善。19世纪，英国开始了较许多政治革命更为彻底的产业革命。（四）保障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
无论是案例的创制，还是案例的适用，都是法官自我研究、自我思考、自我总结、自我提高的过程。当事人所追求的自然公正和法官所捍卫的法律公正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日本裁判所构成法第条规定，下级法院必须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除法律规定外，所有的案例及其理由都将公开，这无疑会进一步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将引起法官、律师、学者和人民群众的评论，从而形成普遍的法律舆论，使审判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这必将促进法官努力抵制和排除各种势力的于扰和影响。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司法改革。
判例中的原则有的后来为制定法所接受，有的至今仍然处于判例状态。一般说来，政策法具有以下若干特征：一是结构的简略性。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除了适用具体的法律规范外，往往还需要找寻更能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规律法"或"默示法"。为什么最高法院将此项改革命名为"案例指导制度"，而不称之为"判例指导制度"、"判例法"、"判例制度"、"先例制度"等等？这其中蕴涵着对中国司法制度和审判制度的理解，而不单单是一个提法或叫法的问题。判例法是凌乱的法律，法官造法使法律变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繁琐难懂。法国行政法学家弗雷德尔曾讲到，如果我们大笔一挥，取消全部刑法条文，法国将无刑法存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的司法原则。一般说来，制定法存在的主要局限表现为： 一是缺乏周延性。
在目前立法制度尚不十分完善、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采取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减少法官滥用职权及违法机会。然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程序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经受考验而保留下来。
法国的判例发展了劳动法、家庭法、婚姻法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理论、保险契约等方面的规定。如果我们实行案例指导制度，这一判决可能会产生以下效果： 第一，全中国有多少超市？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抽象是制定法创制的重要基础和步骤。二、司法层面：司法综合水平的提高 （一）提高法官素质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和司法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法官队伍有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即如何尽快提高我国法官的素质，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审判工作的需要。
以国家赔偿制度为例，法国是国家赔偿制度建设的前驱。政策法往往采取口号式、公告式、标语式、宣言式、纲领式的语言，其法律规范结构，特别是行为模式和行为后果部分，往往残缺不全。国外一些学者还强调指出，裁判文书不应是一份言辞枯燥的法律文书，而应是闪烁出法官人性特点、充满思辨色彩的美文。法典法派学者（如边沁）则认为，判例法是沉重的法律，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法律职业者才能读懂这种"天书"，它给各种法律活动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从浩如烟海的先例中寻找法律规则耗费了大量的资源。
司法裁判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在今天已是极为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二是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
这种法充分考虑了现代高技术社会中的特殊危险，故远比民法典编纂者设定的损害赔偿制度可取。在我国，法官集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为一身。
日本法学家大木雅夫指出："大陆虽然确实没有先例拘束原则，但实际上，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下级法院都遵从上级法院的判例，否则，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就必然在上级审时被撤销。为了适应这种既复杂又实用的现实，从而控制并减少充满神秘政治色彩的国家侵权行为，法院不能单纯地依靠抽象的一般规则去判案，也不能受遵循先例原则的束缚而畏首畏尾。
刻板规则对丰富内涵之局限。然而，社会发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包罗万象、有求必应、尽善尽美的法律只能是人们纯真而完美的梦想。司法裁判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实的认定权。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行政法院形成独立的系统。
如法国组织了所谓的强制性的紧急裁决方式。制定法与判例法已具有同样的法律拘束力。
瑞士民法典第l条规定："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使用本法。正如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原春夫指出的那样，"从实质来看，判例如同法渊一般地约束着法院的判决。
可以说，立法的粗疏导致了众多的"实施细则"等补充解释的产生，造成了不必要的庞杂、重复、矛盾，特别是有些司法解释已超出了法律本身规定的范围，把司法机关推上了形式上无权立法、实际上又不得不造法的境地。判例法是守旧的法律，判例法的传统与核心是遵循先例，由此形成普通法系因循守旧的习气，难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